毛主席说过，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。因此，一个人写一首诗并不难，难的是大学四年只写诗，不写别的，这也是最难最难的啊。周建湘就是这么一个人。在我的印象中每次分配采访任务的时候牵扯不到他，其它的如借场地买东西之类的琐事也不参与，几乎就是一个纯文学人，在挚友这样一个有机互动的大家庭中他仿佛是一块少见的单质，周没有什么别的类型的著作传世，只有诗。

 　　我对诗少有研究，即使是欣赏起来，也需要作者或者此道中人明示，有时希望能有一种程序，把一首诗输进去，里面那些简约含混晦涩声东击西言此而彼的语言可以翻译成大白话。周建湘常常充当了这个角色。那时我在文学部打杂，周是头儿，文学部的人不多，每到评稿会总会剩余不少时间，我便拿一些别人写的诗向他讨教。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，以致于我都有点不太相信，那么几个汉字组合起来哪来那么多玄机绝妙，简直像占卜，或者就是猜。在我们的校园里，写诗的人很少，能读得懂诗的人又不多，所以诗似乎成了边际少数民族的语言。评稿会上周第一个发言，叭啦叭啦把诗歌评论一遍，几乎没有人搭茬。大家都在听。等到评论散文小说，整个小屋里如一锅沸水，这时轮到他休息了。周建湘有时也会读自己的诗，什么“飘来飘去如故乡的云”之类，有一点伤感，但也不会全是郁闷。他的这些高山流水阳春白雪小豆腐块散落在《挚友报》的各个角落，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知音和共鸣。

　　在那时的农大来说，周建湘完全可以称得上一个校园诗人。有人说，诗人在历史上总是闪闪发光的，但如果他住在隔壁，那就是一个笑话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闹过什么笑话，但有几次深夜我在一楼的水房洗衣服，听到晚归的周与楼长口角的声音。我们那位楼长对晚归的人确实不太友好，加上年纪大，对年轻人说的话也是批评居多。一般晚归的人近乎哀求，只要能进门，说几句也不计较。周似乎受不了这个，宁愿进不去，也不想挨人说，我想这或许就是诗人和大家的不同吧。

　　我第一次做实习编辑就是和他一起，几乎全是他动手示范。有时同路回宿舍，也聊几句学习生活的事情，只有这时才感觉到他也是一个食人间烟火的人。

　　周建湘毕业后回了湖南，只有楚山湘水才和他的气质相合，有时我也为这样一个鲜见的理想主义者担忧：他能适应一个技术员工的生活么？后来他回过学校，去社里找他时，只见桌上留下一本他在业余时间编篡的自己的诗集，信手翻开，看到的还是他若干年前写的那首诗，“飘来飘去如故乡的云。”